北京为什么禁养大型犬？
首先明确一点，禁止饲养大型犬、烈性犬，目的是防止犬只伤人，防止人患狂犬病的巨大健康隐患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。 从历史来看，我国对狗的管控一直是比较宽松的。早在汉代，就有“犬冠”这种礼帽（见【汉书】），说明当时社会已经有把狗当“宠儿”的倾向了。
唐朝时，朝廷甚至明文规定，只有官职最高的家庭才能拥有斗狗，其他百姓不得擅养（《唐律疏议·杂律》）。 到了宋朝，民间已经有了“养狗”这一职业(见【宋史·礼志】)，可见养犬之普遍。不过此时狗主要的功能还是用于看守和狩猎。
直到明清时期，城市居民养狗之风日盛，但多数人家养的狗还是小型的猎犬或者玩赏犬，大型犬和护卫犬仍然少见。究其原因，一是交通不便导致物流不畅，外来物种无法入境；二是政府没有鼓励老百姓蓄养大型犬的动机——既达不到震慑盗贼的作用，又无法给政府带来财政收入（养犬要缴税！）。所以，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末年，发生市民暴乱时，警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的官员往往会带着家丁和仆人拔刀上阵，跟暴徒搏斗（参见【明世宗实录】与【清史稿·德保传】）。可见，当时的警犬和守卫犬多是人力担当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：今天我们能合法合规地拥有军用级的工作犬，但是为什么过去却要限制百姓蓄养大型犬呢？难道古人比我们更懂得“生命可贵”？非也非也……原因很简单：古代社会，畜养生意并不发达，大多数家庭是没有条件随意养大只狗狗的。因此即使有人故意虐杀犬猫（例如“烹狗”在汉朝是刑罪之一），动物伤害人也难以构成严重危害。
另外需要说的是，在古代中国，法律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随着政治、经济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完善的。所以你看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们也有“以法制国”的口号，但那时真正的法制思想的确不普及，很多时候还要靠政策文件和领袖言行来指导生活。而改革开放之后，我们逐渐建立起了健全的法制体系，才实现了人人“有法可依”的目标。